提升城市文明水位需要“小題大做”
發布時間: 2019-10-16

 


  我們為《條例》的制定叫好,在于這一頂層設計有助于提升城市文明水位,也在于其反映出北京在城市治理“認識論”和“方法論”上的又一次精進。文明抽象又具體,因而細節決定成敗,從雞毛蒜皮破題抓到了點上。另一方面,城市文明雖然多是“小題”,卻要“大做”。只有制度先較起真來,人們才有充足的動力去矯正小節。北京參透了社會文明建設中“大與小”的辯證關系。

  日前,《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(草案征求意見稿)》公布。兩個月前,本市開展了相關問卷調查,票選出廣大市民最為認可的文明行為以及怨聲最大的不文明行為。如今公布的《條例》,不僅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,還提出建立“文明行為激勵回饋制度”,將文明行為記錄與積分落戶加分、住房和醫療保障等優惠政策掛鉤,使之成為用人單位招聘錄用、職位晉升、待遇激勵的重要參考。

  文明源自培養,風尚需要引導。作為首善之區,北京對文明倡導向來不遺余力,但為此進行全面的社會調查并制定針對性的地方法規,實不多見。上述《條例》不僅全面細致、直擊痛點,而且獎罰分明、約束性強。就拿行為糾偏來說,乘車霸座、遛狗不牽繩、高空拋物、亂穿馬路等近些年的輿論“槽點”全部在列。再看對應的懲戒舉措,直接與當事人的生活實際、切身利益掛鉤。誰有失文明,誰付出代價,簡單的邏輯、真切的痛感保證了措施的力度。從過去的經驗看,城市文明包羅萬象、判定標準主觀性強,引導工作時而陷入“水牛掉進井里——有勁兒使不出”的尷尬。《條例》分門別類地明確了具體行為和獎懲措施,讓廣大市民一目了然,更為引導工作提供了抓手,著實值得點贊。

  我們為《條例》的制定叫好,在于這一頂層設計有助于提升城市文明水位,也在于其反映出北京在城市治理“認識論”和“方法論”上的又一次精進。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,這是新時代的北京孜孜以求的目標。而一說到和諧宜居,人們首先想到的,往往是優美的環境、便利的設施。但市民的文明有禮、社會的崇德向善,何嘗不是題中應有之義?近些年,北京狠抓硬件提升,如今發力城市文明,這本身就意味著,我們對于精細化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認識。但何謂城市文明,又該如何提升?相較于堵上一個墻洞、拆除一處違建,這項工作著實抽象。其實,文明的宏大敘事對接到市井生活,就表現為“根植于內心的修養,無須提醒的自覺,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,為別人著想的善良”。這可能是公交車上的一次禮讓,接過快遞時的一句“謝謝”,路見不平時的一聲怒吼。文明抽象又具體,因而細節決定成敗,從雞毛蒜皮破題抓到了點上。

  另一方面,城市文明雖然多是“小題”,卻要“大做”。平心而論,在權利與義務這兩端,人們往往愿意享受文明的成果,卻不愿承擔文明的成本。比如誰都討厭闖紅燈的人,但自己闖時總有理由;誰都討厭隨地吐痰的人,但自己吐時就情有可原。就北京而言,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何其巨大,這從根本上決定了,凝聚文明共識不易,即便共識達成,也總有人是“道理我都懂,就是做不到”的狀態。比如,“公共場所禁止吸煙”乃社會共識,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,口號喊得震天響,有些人就是我行我素。直到北京出臺“史上最嚴控煙令”,劃定“帶頂兒”“帶蓋兒”的場所全是禁區,明確舉報電話、責任主體、處罰舉措等執行細節,這才實現了一定改觀。可見,正因文明不過是一句話、一根煙的事,所以總有人不當回事,旁人也不好多說。只有制度先較起真來,人們才有充足的動力去矯正小節。總體來說,北京參透了社會文明建設中“大與小”的辯證關系:宏大任務要落小落細,小事落實又要“大動干戈”。

  說到底,文明是管出來的。如今北京制定《條例》無疑是個好的開始,但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看落實。我們從不缺少提升社會文明的決心和行動,但運動式、號召式的做法往往“雨過地皮濕”。《條例》引人期待,就在于其系統性的設計以及動真格的處罰。法規的生命在于執行,況且《條例》聚焦的都是市民“吐槽”最多的不文明行為,只有予以重點突破,后續才能以點帶面。萬事開頭難,但事實證明,一旦踢開了頭三腳,后面往往事半功倍。比如近鄰日本,在1948年就出臺了《輕犯罪法》,將隨地吐痰、亂丟垃圾等行為通通列為“輕犯罪”,對應著罰款、拘留或二者同處的處罰。日本城市今天的面貌,與這部法律的嚴格實施密不可分。“一時不文明,時時受約束;一處不文明,處處受阻礙”,形成這樣的鮮明導向,才能讓文明的舉止始于自發、成于自覺。

  倉廩實而知禮節。今日中國已是世界大國,北京更一躍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。反觀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不文明行為,都是一種個人生活觀念和社會發展程度錯位的產物。以完善頂層設計為起點,以狠抓“天大的小事”為切入點,構建與和諧宜居相匹配的社會風氣,才能讓文明傳遞到城市的神經末梢,活躍在每個居民的血液之中。

崔文佳

2019年10月16日09:13 來源:北京日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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